学的直接对抗。
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继续发展这方面的理论。
钱大昕治学严谨,主张“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对于历史人物,反对主观臆断、用强行构造的伦理观进行评价。
钱大昕认为,当时“更有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稽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主张“必知其人而论其世”,反对这种不管时代、不考证当时背景,自作聪明,强行褒贬古人的现象。
对于人物和事件,也要全面了解,指出“后之评史者,大都未阅全史,偶举一节,而震而惊之,无异矮人观场也。”不了解历史全面情况,只抓住个别情节,动辄震惊。实则主观片面,犹如“矮人观场”之可笑。
基于这种观念,钱大昕等人开始研究古籍。乾嘉学派擅长训诂考证,在研究过程中,考出不少生造和矛盾的地方。
比如钱大昕就发现,“从一而终”和“七出”,理论依据是相互矛盾的。因此,他认为,结束婚姻关系是合情合理的行为,对男性和女性都有好处,应该“义合则留,不合则去”。
进而言之,宋儒“戒寡妇之再嫁,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判断并不合乎礼义。钱大昕因此质疑,“准之古礼,固有可去之义,亦何必束缚之,禁锢之,置之必死之地以为快乎?”
而妇人再嫁的问题,也应该和评判历史人物一样,看具体的情况,再进行判断。有的妇人再嫁之后,相处融洽,成了“善妇”;有的妇人再嫁之后,却出了问题。所以不能认为再嫁本身不合理,而要看具体案例。单纯的“去而更嫁”,不能算失节。
此外,钱大昕还发现,守贞概念出现的相当晚,最早的时候只有“四德”,其他基本都是后儒逐渐添加的。同时代另一位学者钱泳则直接总结说,“宋以前不以改嫁为非,宋以后则以改嫁为耻,皆讲道学者误之。”
而钱大昕等人,在当时的学者中,只能算是中立或者说摇摆的一派。很多人的观点比他还激进。
考据学家臧庸认为,“人生本乎天”,圣人看重人的生命,不会轻易让人死亡。宋儒认为守节高于生命,让无罪的普通人穷饿乃至身死,违背了圣人的本意,也与人情不合。
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汪中,认为守节和殉节,不见于经传,也不合乎先王政典。
汪中尤其厌恶殉夫行为。他认为,“先王恶人之以死伤生,故为之丧礼,以节之。其有不胜丧而死者,礼之所不许也。其有以死为殉者,尤礼之所不许也。”圣王制定丧礼,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让人们合理地怀念与祭祀死者,要点在于防止“以死伤生”。殉夫的行为彻底违背了圣王的意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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