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
中国的自耕农比例,比法国高一些,单看江南地区,差距则不大。
清朝江南的自耕农比例,一般占农村人口的大约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占有全部耕地的约三分之一,地主的比例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北方的自耕农比例要更高)(《清代自耕农与地主对土地的占有》)
到民国时期,根据湖南大经师的调查,当地农民占有的土地还有百分之三十。(《寻乌调查》)
相应地,在19世纪上半页,法国的小农和以下的农民,占有全国耕地的32.5%,人口比例占土地所有者的89.3%。剩下的将近十分之一,则是中、大土地所有者。法国农民和地主拥有的土地面积更大,但比例和江南是差不太多的。(《对19世纪法国小农经济的历史认识》)
19世纪初,清朝江南地区的城镇人口比例,大约是23.1%,而1846年法国是24.4%。(《明清江南城镇——基于空间观点的整体研究》)
所以这会儿,可以把法国叫西欧小大清……
因此,我们上面的问题也可以回答,那就是不能。因为哪怕对于欧洲国家来说,英国都是个例外。
民主啊,自由啊,理性啊什么的,影响当然是有的,但它对于工业的意义,乃至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显然远远算不上重要(有时候甚至还是反面因素)。
通俗论述里,特别喜欢把整个西欧糅为一体,甚至把整个“西方”糅为一体,造成一种政治、经济、文化同步发展的假象,实际上却不见得是这样的。
当时突然爆发的生产力和工业革命,与这些哲学观点和政治理论,并不存在严格的关联。不是说有了“西方价值观”、“西方思维”,就能自然而然实现的。
这些要素在当时,甚至和军事力量都没有太大关系——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是个典型的农业国,而且是个小农国家,但它依然能把一堆欧洲国家按着打。
而后来,法国走向共和的过程,也和中国几乎是一个模式。一开始有大量的君主支持者,形成了一度强势的君主派和立//宪派,但当君主反复证明,自己无法代表本国利益的时候,人们就渐渐放弃了君主作为合法性授权一部分的模式。
(前面合法性部分介绍过。法国人开辟了民族整体给政府授权的模式,而国王/皇帝即使反复论证自己是民族的代言人,也无法避免地越来越多余。中国走不了立//宪道路其实也是这个原因。)
更深入来说,“启蒙”时代本身,原文也不是“启蒙”,那个词的意思是“光明”。既然叫光明,那就有对应的黑暗。而这个黑暗,就是当时人理解的中世纪,教会的那套以神为中心的理论。
为了对付这个敌人,启蒙思想家倡导以人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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