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哈佛读书,做朱裳老公。
下课铃响了。
一、二楼的低年级学生从各个教室涌出教学楼,大呼小叫,手里挥舞着乒乓球拍像村民执刀械斗般冲向楼下的水泥制乒乓球台。高年级学生在楼上窗口不怀好意地看着,瞧准时机扔下一把粉笔头,等低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仰头准备咒骂列祖列宗的时候,再把自己身后一个无辜的人推向窗口。
我瞥见在这一片嘈杂声中姓肖的班长庄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抻了抻衣襟让运动服上阿迪达斯三叶状的商标更加舒展,右手掠了掠头发,向朱裳的座位走去。我们生产出逼真阿迪达斯圆领衫之后,班长是唯一没向我们要的,自己去买了一件,他的“阿迪达斯”是绣在左胸口上的,和我们的印刷作品明显不同。
张国栋从骨子里瞧不上他,觉得像他这样一个面白无须、爱打小报告、好色却绝对作风严谨的人应该生活在那个太监属于正当职业的年代。其实,张国栋也承认班长还是挺出众的,脑子没有任何出众的地方除了出众的仔细。仔细地做每一件事情,仔细地说每一句话。或许就是这种仔细让他当上了班长。听他小学的同学讲,小学的时候,教室前面挂毛主席的像,他就很认真地看着。到了中学,主席只在天安门凝视广场上照相留念的人民和长安街上过往的车辆,班长便习惯性地把那种敬爱的目光投给班主任,并且能背出班主任所有发表过的朦胧诗,比对毛主席诗词还熟悉。于是班主任就像指定接班人一样表情严肃地把班长的职务交给了他,并且尽可能地伙同其他老师尽量给他高分。她教的语文自然不用说,她说“拟人和排比用得好,作文满分”,没人和她争。数学老师就不像话了,他给肖班长步骤分:写个相干不相干的方程,给分。写几个步骤不计算,给分。写个单位,给分。实在不行了,就说:“他虽然写错了,但是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的思想是对头的。”
张国栋跟我讲过,三楼男生厕所第二个蹲坑的门上有两行字:“到哈佛读书,做朱裳老公。”
张国栋说:“咱们班长理想远大。我认得他的字。俗甜。”
“你的理想呢?”我问。
“挣钱。还有……”
“什么?”
“如果我和咱们班长的理想都实现了,我就尽全力让他戴绿帽子。开了奔驰600到他家楼下,用手机和朱裳叙旧。不急不躁,慢慢地聊。聊第一次请朱裳跳舞,朱裳夸我乐感好,步子踩得特别顺畅,不会跳的姑娘也能被带着满场跑。我夸朱裳轻,一推就走,手一勾就回到我的怀里来。聊到两个人都觉得烦了,不约而同地在晚上十二点来到学校操场,两个人相依而坐,周围一片黑暗,除了熬通宵打麻将的灯光和窥探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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