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玫很镇定,他心中有数,皇太子会站出来支持自己,因此面对汹汹攻讦,他不慌也不怒,缓缓道:“陛下,漕运固然安全,但运河年年淤塞,年年清淤,耗费的人力物力,每年将近百万,海运虽然有船倾人覆的危险,但除了修建码头之外,再无其他费用,纵使船只有损失,但平均下来的耗损,非但不比漕运多,反而是少许多。”
“宋侍郎怎知海运损耗低??”户部漕运司郎中吴钊燮立刻反对。
“我为工部侍郎,清淤河道和建造船只都是我工部的事务,两者费用我最是清楚,海上大风大浪,船只倾覆的凶险,一年或许会有一两次,但看风避浪是船家的根本,只要行船得当,及时避风靠岸,就不会有船只倾覆的危险。清淤的费用却必不可少,而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两者相比,当然是海运更有利。”宋玫声音平和。
“天道无常,海上的风浪岂是宋侍郎能预判的?万历元年的悲剧,难道你不知道?漕运改海,漕兵漕丁又如何处置?一旦聚啸生事,岂不又是一场风波?刚刚设置的厘金局,又如何处置?一条京杭大运河,难道要被废弃吗?”吴钊燮一连五个逼问,个个锋利如刀。
“吴郎中问的好!”
选郎,郎中的别称。
“漕运不可轻动!”
“臣附议!”
一片对吴钊燮赞成和对宋玫的反对之声。
这一点都不奇怪。
明清两代的漕运制度其实是平衡国家、地方和部分官僚集团利益的结果。河道官员一方面放大海运的危险,一方面不断强化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重要性,这是官员利益;一旦漕运改海,那些倚仗漕运繁华的城市,必然衰落,这些城市和这些城市出身的官员必然要反对,这是地方利益;漕运关乎几十万人的饭碗,关系运河沿线的稳定,这是国家利益。
这三个是海运明明优于漕运,但却始终不能持续执行的制度上的因素。
龙座上,崇祯皱着眉头,耐着性子仔细的听。
虽然辽东和流贼是他现在最关心的,但漕运海运之争关系到大明钱粮的转运,也是重大议题,他不得不听。如果是其他话题,他早就出言喝止了。
朱慈烺淡然而坐,目光徐徐扫过扫过殿中群臣,心想,除了后排的沈廷扬,难道朝中就没有海运派吗?
刚想到这,就有海运派出来了。
吏部郎中李明睿。
崇祯十七年,满朝文武中最旗帜鲜明的支持崇祯南迁的人就是李明睿,为此崇祯还特意单独召见李明睿,两人整整详谈了一夜,从此可知,崇祯并非不知道危局,也并非没有南迁之意,只是抹不下面子,想让朝臣形成共识,一致恳请他南迁,他顺水推舟的答应,就可以避免逃命皇帝的尴尬名声。
可惜啊,朝臣不配合,首辅陈演第一个发对。
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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