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德国病理学专家莱德奇发现了空气传播病菌会使伤口感染,从而认为人们讲话的带菌唾液也会导致伤口恶化;于是,他建议医生和护士在手术时,戴上一种用纱布制作、能掩住口鼻的罩具,从此,口罩就成了医疗中的重要工具。
“不过中国人没有戴口罩的习惯,要想说服他们佩戴口罩可不容易啊!”沈隆叹了口气,在此之前,中国其实已经有了类似口罩的产品,只不过那时有钱人家出行遮蔽尘土的,普通老百姓可没有戴这个的习惯,而且生产发放也是大问题。
哎,到了后世,外国人不爱戴口罩,现在却是中国人不愿意戴,还真是头疼啊,沈隆继续说道,“好在临走的时候我已经让医院准备纱布、药用棉等物资加紧制作口罩了,我现在就让玉婷给他们发电报,让他们赶紧把做好的运过来。”
商量好对策之后,沈隆和伍连德马上开始行动,联系东三省总督及各级防疫部门的官员,让他们下令封锁东北的铁路、严禁百姓聚集聚餐,统一焚化疫区的尸体,同时搜集物资制作口罩、石灰水等必要物资。
客观地来讲,从清末到民国,中国的公共防疫实力是一个短暂上扬然后迅速下降的过程,在清末时期,满清政府还能调动全国的力量防止大型瘟疫,毕竟瘟疫在古代也是一项非常可怕的事情,各地的官员们多少知道一些厉害。
而到了北洋政府时期,由于归国留学生的不断增加,以及北洋政府对各地的控制还算得力,所以在这方面的能力比起晚清还有所提升;不过到了花生米这儿可就不行了,这时候谁还有心思去管老百姓的死活啊?一直到了新中国,这种情况才得以改观。
满清政府重视防疫其实也有外部势力施加压力的原因,自鼠疫开始流行以后,日俄在各自控制区积极防疫的同时,不断指责中国政府的无能。
俄国当局不但以哈尔滨的主人自居,对中国人进出严格限制;而且威胁中国政府,如果疫情继续发展,“将用军队保卫哈尔滨”。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向德国外交代表主张,制止鼠疫的“唯一办法是俄国在中国北部中心驻扎军队”。
日本人虽然没有俄国人表现得那么露骨,但是他们借口保护侨民,在沈阳设立防疫总局,在长春、铁岭、辽阳、安东、大连等地设立分局,处处表现出过分的“热情”,以至于连美国公使都认为他们纯属“招摇过市”。
日本人所办的刊物公开宣称,“中国忽视消灭流行病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应该被解除他对满洲的责任”,当时日本****的狼子野心,人尽皆知,以至于有人议论,是日本人在井水里下毒,传播鼠疫,清洁水井的工人因此十分忙碌,就连工钱都涨了4倍。
在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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