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写了江边的某酒楼,而江边有好几家酒楼。
当天中午,我就接到了电话,一个粗声粗气的男子气势汹汹地问:“稿件是你写的?”我回答:“是的。”“你采访我们老板了吗?”我回答:“你们又不愿意让我见你们老板。”这个男子在电话中恶狠狠地说:“没有采big/big访我们老板,就是编造事实,欺骗读者,给我市餐饮业抹黑。你等着瞧,有你好看的。”
这家酒楼有什么背景?我想不明白。想打官司吗?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并且还有张馆长亲身见证,而且,文章中并没有点名哪家酒楼,你怎么告我?我觉得这个男人实在是无理取闹。这样的歪风邪气,这样的蛮不讲理,也许只会在这个小城市里才会发生。
下午,副总编找到我,询问那篇稿子的事情,他告诉我说:“你报道的那家酒楼是一个副局长开的。他今天就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讨要说法。”
我说:“莫名其妙,他要什么说法,他想怎么样?”
副总说:“你把事情经过写出来,我们开编委会讨论。”
我感到很可笑,就这么一点破事,还要开编委会讨论,这些编委们可能每天吃得太饱撑着了。我匆匆写下事情经过,不到一页纸,就交给了副总编。
我把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当一回事儿,没想到,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给我埋下了祸根。
在这家县级报社里,做深度报道是无法满足正常生活需求的,我每做一次深度暗访,需要半个月以上,而稿费却又低得可怜,这家报社的稿费是按照字数来计算的,不考虑稿件的质量。为了糊口,我不得不像他们一样,写一些大话空话套话,什么“取得了长足进步”,什么“再上新台阶”,什么“齐心协力,再造辉煌”。我知道这些“没屁硬挤”的文字没有多少人看,没有多少人喜欢,但是为了生活,我不得不写。
我相信报社这一张张年轻的脸,每天编造这些千篇一律,却又要有微小差异的官样文章,一定很痛苦。这样的人只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走出去,来到市场化的都市报里,他们只能饿死。但是,在这里,他们生活得红光满面,自得其乐。悲夫!
我还想着我的代孕妈妈稿件,这才是真正的新闻,这才是弘扬正气、揭露丑恶的新闻。
第三天,我又来到了代孕公司,这次,接待我的是阿玉。
阿玉说:“我们来对面的房间面谈。”
我跟着阿玉来到对面的居民房里,和她们的办公地点比起来,这里布置得非常温馨。淡红色的窗帘像波浪一样,滚过落地玻璃窗;木质地板一尘不染,门口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两双拖鞋;墙壁上镶嵌着几张油画,画面上的裸体女人神情暧昧;卧室布置得更为温馨,一张软和的大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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