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拼命狂奔,腿脚和胳膊都被划破了。我跑到了一条穿越这座小城市的河边,扭头看到他们已经跑到了我身后十几米的地方。我来不及多想,一头扑进小河中。
小河的水很深,一下子没过了我的头顶。后来,我才听说,这条小河每年都有人淹死q/q。我的游泳技术一般,可是那时候我很清醒,只要他们不下水,我就能保证安全。我努力游了十几米远,回头看到他们站在岸边跳着脚叫骂,可能他们都不会游泳,也可能他们会游泳,但没有勇气跳进冰冷的河水里。
我继续向前游着。他们在河边站立了几分钟后,就气急败坏地离开了。远处划来了一条船,是打捞河面漂浮物的小木船。木船划到了我的身边,我爬上木船,对惊愕的船夫说:“不小心掉到了河里。”
这是我从业以来第一次被人追杀,后来,我被人追杀了很多次,都比今天要惊险得多。
我不知道这三个男子是我在哪一次采访中得罪的人,有可能是代孕公司,也有可能是以前暗访中的黑社会酒吧,还有可能是另外哪篇稿件得罪了哪个人物。小城市关系错综复杂,踩一脚狗屎,就会得罪了狗,狗mark./mark主人也不满意。如果稍有不慎,就会惹来大麻烦。
第二天,我在床上睡了一天,不敢出门。我担心他们会在报社的周边活动,伺机报复我。我想报警,但是又没有任何证据。然而,我最担心的,是我用了几年的数字传呼机,这是我当时唯一的奢侈品,也是我与外界唯一的联系方式。尽管我已经工作将近两年了,但是我对上千元的一部手机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背包是防水的,我把传呼机外面的水揩干,放在太阳下晒晒,又能使用了。
第三天,我又去采访了,这次是要去一个乡镇。
我采访一个收藏了各种各样各个时期的结婚证的人。
刚走到乡镇的街道上,传呼突然响了,一看,是报社的电话号码。我找到公用电话亭回过去,是社长办公室的电话,电话那边一个男子问:“你在干什么?”我说我正在采访。他说:“你不要采访了,马上回来。”
我预感到大事不好,可能是代孕妈妈的事情,也可能是那家海鲜酒楼的事情。这些天里,海鲜酒楼就像一颗揣在怀中的定时炸弹,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会爆炸。
我心情沉重地登上了回小城市的汽车,先走进了副总编的办公室探寻消息。在这家报社里,副总编是唯一赏识我的人。副总编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神情憔悴,他说:“昨晚我一直找人谈,想把你留住,但是留不住了,上面不同意。没办法。”
我知道副总编所说的上面是指谁,我径直走向社长办公室,这是我在这家县级报社工作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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