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往往是黎民百姓,轮不到权贵。
于那些南粤勋贵官僚而言,小恩小惠,也并不能掩盖前后的落差,不能弥补他们实际遭受的损失。
当官身变为白身,勋贵沦为平民,就难免滋生怨愤,积怨一久,反应到两广的局势上,就是不稳,不安。
这十年以来,两广出现的各种问题,叛乱、民乱、蛮乱,这其中,若没有那些失意失势者在暗中推波助澜,扯朝廷的后腿,刘皇帝都不信。
而那些人,虽然于朝廷而言,微不足道,但于两广当地,还是颇具影响力的,越是穷山僻壤,就越是如此。
不过,大势如潮之下,些许波折,根本难以撬动全局,也无法动摇朝廷对两广建立的统治,那也只是一干失意者无力的挣扎罢了。
平南之后的这十来年间,朝廷也没有对两广进行什么过于细致的整理,对两广那些有碍和谐之处,只是秉持着剿抚并用的政策方针,旨在维持基本的统治,也没有过于顾及那些小疾小患。
而最近一些年,在两广进行的最大动作,还得属禁绝那些遍布全境的淫祠邪异了,这也引起了一些反弹,当地不少的愚民受人蛊惑,引发骚乱,不过,都被轻松平定了。
十来年下来,朝廷对两广也消化得差不多了,对当地的统治也逐渐趋于稳固。而时移事易,当大汉国策改变,战略转向,开始回过头来,专注于对内治理之时,那两广的问题,就显得有些突出了,也成为朝廷的重点究治目标。
两广终究不能完全以穷山僻壤的目光去看待,尤其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广南东道地区,在大汉也能称得上富庶之地。
番禺在南粤当政期间,就已经的岭南的经济中心了,归治朝廷之后,也迅速从刘鋹时期的压抑之中焕发活力,而海事的进步,航海贸易的迅疾发展,也使其潜力彻底爆发出来,也成为八方辐辏、万商云集的繁荣之地。
广州市舶司的成立,就是具备里程碑式意义的决策,也代表着朝廷对广州发展的重视。市舶使被定级为正四品,权大财雄,也是大汉唯一一个辐射整个东南亚的机构,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也是大汉对南洋的第一道窗口。
诸般因素纳入考量之后,在朝廷重点发展国内的大政之下,自然也就不容许两广地区再像过去那般不安稳了。
而治两广,朝廷的选择也是自上而下,首先就从军政大吏的选派上进行。进入开宝十年以来,朝廷对两广高官的调整,也很频繁。
钟谟调任广南东道布政使,治邕州有功的范旻任按察使,在安南杀得当地土人胆寒的田钦祚为都指挥使,楚昭辅调任广西布政使。
可以说,精兵强将都往两广配备了,这也是朝廷十余年来最重视的一次了。此番,又打算把秦再雄派往广西领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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