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盯着的人实在太多了,别说武德司、皇城司、各署衙,就是都察院的御史找到机会都要进言,敲打一番。而大汉的粮商们,能有那份乖巧,也是在朝廷堪称严苛的惩治手段下,不得不稍按贪婪之心,仅在东京,过去因为哄抬民生物资被抓捕、抄家、处刑的商人就达数百家。
但是此番不同,朝廷放宽乃至放纵的态度,几乎是摆在明面上的,一般人难以察觉,那些浸淫其中的商人岂能不晓。
虽然谈不上“奉命涨价”,但东京的大小粮商们,可都趁着这个机会,大胆地涨价。否则,以东京市面上正常的粮食物资供应,即便出现了战争与减产这样的客观因素,也不可能呈现飞涨的态势。
一直以来,在朝廷的压制下,低廉的粮价,让诸多粮油商人获取的利益并不大,即便是那些大粮商,也只是靠着规模方能维持。
微薄的利润,也曾一度让大量粮商改行,二十年,斗米五文的上涨,也是为了提升一下粮商们的积极性,方才采取的放宽。
而过去压制得有多狠,释放出来的时候就有多疯狂,过去半年粮价的变动,已然证明了这一点。朝廷的有意放纵,再加上利益链条上的饕餮们疯狂食利,共同催发了这一场“粮价闯关”。
当然,粮价只是其中一方面,伴随着的,是各种生活物资的价格上涨,油盐酱醋,都是这般。而与粮价的上浮相比,盐价的表现,则要更为显著。
到开宝二十二年四月,东京盐价已然攀升至一斗九十五文,而与粮价还有后续的平抑打压不同,盐价上升之后,似乎就没有落下来的意思了。
在中唐时期,有天下财税、盐利其半的说法,而到如今,大汉朝廷才真正开始挥起镰刀,无情地收割着盐事带来的利益。
迫于这些情况,京畿地区,也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场抢购物资的狂潮,这固然在物资供应上带来了巨大压力,但同样的,也让朝廷籍此,回收了大量铜钱。
再多的喧闹,终有平息的一日,随着朝廷对各项生活必备物资的指导定价颁布,这样一股涨价浪潮也终于退去之,其后,很多京畿士民,都切身地感受到,生活成本的急剧上升,尤其是那些小市民,日子也开始难熬了。
这一场“价格改革”,基本都是在政事堂及财政司的主导下进行的,刘皇帝虽然一直关注的,但始终没有发表看法,一直持默认态度,从头到尾都没有插手,只是任他们施为。
出现了问题,必需要寻求解决的办法,而在解决旧弊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那也只有留待以后,在一时的利弊上,总是选择趋利避害,或采取利大弊的做法,这是刘皇帝向来提倡的。
如果说,过去大汉的繁荣是建立在庞大的农业体系上,朝廷通过对农民吸血,来维持开宝盛世的繁荣,那么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矛头将指向那些城市中的商贾、小士民及小手工业者,过去农民身上承担的压力,也将有一部分转移到城镇百姓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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