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地方官僚就是这般肆无忌惮,而不管怎么看,似乎都是农民最好欺负,也更容易伸手。对于二仓的检察,也逐渐演变为朝廷吏治整顿中的一项大举措。
不过在具体落实时,却显得很谨慎,只把一批罪行重大、贪墨数量巨大的官员给处置了,以儆效尤,至于余者,只是小惩大诫,内部警告。没办法,朝廷正多事,内外正不安,在许多事务的处置上,刘旸都不得不多一分谨慎,有些妥协不是软弱,而是明智的选择。
但是最近两年,情况又有所变化,随着权威渐固,在有些“底线”的问题上,刘旸也越来越强硬。
就比如在农事问题上,他或许没法阻止所有权贵官僚伸手,但凡是敢于伸手的,一旦发觉,必给你斩断。而胆敢欺农虐民者,更无容情,必以严刑处置。
很多时候,是不能仅凭印象看待一个人的。就说世祖皇帝吧,给臣民的印象素来是凉薄苛刻,喜怒无常,杀人无数,因此让人敬畏。
而刘旸,从小到大,都是以一副温文尔雅、谦和宽仁的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登基之后,慎刑少杀,更成为了他的一个新标签,是他雍熙之政的理念。
然而事实,绝非如此,不算蜀乱这种的叛乱伤亡。以大汉《刑统》为指导,若对开宝、雍熙两朝的“年刑杀率”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在刘旸时代,官吏百姓犯罪,死刑率要远高于世祖时代。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世祖皇帝并不把罪犯当人,一般通过刑徒营抑或流放海外的办法来榨取剩余价值。
而刘旸却在长期的观察与实践中发现,世祖皇帝的做法,于小民太过,容易激起民怨,与权贵却太轻,因为不管是在刑徒营,还是在海外,他们总是有办法逃避那些苦难,逍遥着结束刑期,然后继续违法犯罪、作威作福
这也是刘旸上位以来,便迫不及待地对刑徒营进行改革的原因,不过,在“调合”一道上,刘旸堪称集大成者。他的改革,并没有废除刑徒营,对其利处依旧在发扬,只是在对刑徒的政策上进行了一定调整。
比如,“提高”了服役刑的标准,该杀的,直接依《刑统》斩杀,不用再送到刑徒营“受苦了”。
于是很多权贵就发现了,贪污腐败、作奸犯科的成本在不知觉间提高了,若是过了,不再有刑徒营与诸封国作为缓冲了。很多情况下,死并不是最让人畏惧的,最让人惊惧的,是皇帝学会了世祖皇帝早年的另一招,官员犯罪,会影响到后代子孙的前途:直系亲属,三代之内,不得录用。
种种手段施展下来,天下的权贵官僚们是被刘旸给压制住了,至少明面上不敢再兴风作浪。
于是,大汉帝国的政治清明了,社会环境、治安渐好了,各项生产有序进行,每年的钱粮税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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