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后期一系列问题,极大地缓解了建国以后积攒了各种社会矛盾,留给他的,则是一个外部安全、内部稳定的泱泱天朝。
而在帝国的传承事宜上,太宗皇帝考虑得更加周全,在驾崩前几乎把所有的后事都安排到位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毫无疑问是辅政大臣的安排。
张齐贤、慕容德丰、李沆、李继隆(高琼去世后接任枢密使)、向德明、寇准(安南封国后调任尚书右丞)、王玄真,再兼赵王刘昉、鲁王刘暧、燕王刘昭三宗王坐镇。这样一套辅政班子,都不需他同心协力,只需在大方向上保持步调一致,那么就足以弹压朝廷上下、帝国内外。
也正因为一切都有太宗遗诏作为指导,在新皇登基前后,朝廷内部方才保持着基本的稳定,相对的平衡。而不是像刘旸继位时那般烂事一堆。
当年,毕竟情况特殊,世祖崩于外,又无遗诏留下,更重要的,世祖驾崩之于太宗驾崩,虽然都是天崩地裂,但带给人的震撼已经带来思想上的混乱,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而经过太宗刘旸在制度上十数年如一日的坚持匡正完善,大汉帝国的政治已然足够成熟稳定,趋于理性。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由太宗刘旸主导的雍熙时代,就是大汉帝国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
在刘旸呕心沥血、励精图治下,大汉帝国度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安定、清平、繁荣与富强,在一干雍熙名臣的辅佐下,太宗皇帝亲手勾勒出了一幅盛世辉煌的历史画卷。
其上承者,自是由世祖皇帝亲手创造的一个伟大的、波澜壮阔的武功盛世,其下启者,则犹待少年天子刘文澎及帝国上层的当权者们去开启,而打开那扇门的背后,迎接天下士民的,究竟是新一轮盛世,还是治世,乃至乱世,也有待时间的检验。
时间进入到平康时代,皇帝变了,年号改了,历史翻开了一页新的篇章。与此同时,帝国上层阶级没变,政事堂掌握大权的那些公卿重臣们没变,沿袭自雍熙时代的政风也没变。
至少可以说,在平康元年的上半年,整个大汉帝国,似乎除换了一个皇帝之外,一切仍旧按照雍熙时代的成例,凭借惯性乃至本能在往走,政治军事、经济民生,皆是如此。
太宗皇帝走了,但他留下的那套规矩与制度,依旧长久地指导着新朝的君臣,也约束着体制内的所有人。直到,有人冒头打破这种惯性与平衡
少年天子刘文澎,既没有世祖皇帝的雄才大略、天命所钟,也不如太宗皇帝多年积累、坚忍不拔,实事求是地讲,他并没有把控大汉帝国这艘巨轮的稳定航行的能力,至少在继位之初,他不具备这样的手段与实力。
因此,他无法像他的祖、父一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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