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回家了事,可一夜就蹿红了。一场狠闹换名满天下,比今天的炒作还灵。
哪怕是明朝横征暴敛最严重的崇祯年间,崇祯为了弄钱眼睛都红了,真正从民间征上去的税赋,也不过是百分之七八十。可就是收来的这些,要么被当地官绅巧立名目刮走,要么路上被层层扒皮,真正送到崇祯手里的,基本没几个钱。
可到了清朝就狠多了,不管是谁交不上税就要追责,一级压着一级,当官的要保乌纱帽,做吏的要保饭碗,所以收税季节,兵丁就如狼似虎扑来,凡是交不上税的家庭,管你多么困难,家里的田产全都抄没,有人倾家荡产交不够,竟被捆在树上拷打。
据历史记载,仅康熙三年这一年,有县城就为催交赋税,连续打死了六百多乡民,其中不单有苦农民,竟还有基层的官吏,一位六十八岁的老乡官更当场被虐打至死。在平三藩的时候,清朝还曾弄过“十年并征”,也就是在富庶地方,一次性征收十多年的赋税。
这种做法放在明朝,早就翻了天,但清朝的士绅百姓们,却是宁可变卖家产借高利贷,也得交上。倘若有丝毫拖欠,哪怕功名在身的书生,也逃不过捆绑虐打!我们虽然不会像满清那样拿着钢刀收税,但是在大明对税收普遍抵触抗拒的大环境下,对中原各地的抗税偷税的商人、士绅地主,也绝对不能手软。”
听周比利说了这么的一大堆,李明也来了兴趣。
“你说的确实在理,我们还真就没考虑到这种情况。汉唐时期动辄几十万大军的折腾,花钱眼皮子都不眨,犒赏功臣大把给钱给地毫不心疼,宋朝时期更是富的流油,可是到了商业极度达的大明朝,出动个四五万兵马打仗都会把国库掏空。
一个政权靠什么来维持,就算傻子都知道靠税收,可大明的税收真可谓是糟糕透顶,地方的藩王勋贵、士绅官僚各个富可敌国。朝廷一旦要加商税,满朝文武就巧立名目、引经据典的加以阻止,如果加农税,他们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因为他们不用交农税。
未来我们要想在中原进行税法改革,必然会遭到中原传统封建势力的强烈抵制,在大明这个全民抗税的大环境下,虽然税务改革的初期,我们可以动用远东军端着刺刀去地主家收税,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若是没有一个强力的税务执法部门,弄不好几十年以后,又得变成全民抵税抗税的局面。”
李明说到这里,想了一下,然后说道:“老周,回到北京以后,你和老钱、兴浩坐在一起对你提出来的这两个隐形的监察机构,还有那个税务执法部门,好好的研究一下,然后尽快拿出一份报告交给我,由我提交董事局委员会进行讨论。”
周比利点了点头道:“其实我们几个早就商量过,这个想法也是我们一起想出来的,他们两个怕挨骂,所以就让我先和你碰一下。其实我们已经初步拿出了一个方案,只是通过这次严打,我认为这个方案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对方,回去以后我们还要进行修改。”(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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