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正口上说是三策,但实际可以概括如下。
一是分离禁军的调兵权与统兵权,左右护军中尉掌统兵权,枢密院掌调兵权,左右护军中尉与正副枢密使联名状文获准后,神策军才能调动,这样做还有限制宰相做大的作用。
杨复恭被杀后,宰相分掌禁军,御马监成立后,宦官掌十一营内军,如果说神策军是朝廷的卫戍部队,那御马监虎豹陷阵大正武原四营及紫微七军就是皇帝本人的牙兵。
在这样的局面下,为防外臣作乱,韩正建议移调兵权给枢密院,毕竟枢密使一般都是宦官担任,如此一来,御马监的宦官还会受到枢密院宦官的威胁,李晔的牙兵才会安分。
这一举措可以保证中央稳定,李晔赞许一笑。
第二策是内外相维,继续保证神策军对关中藩镇的压倒性优势,使中央常备武装足以制止关中藩镇可能发生的变乱,同时关中各镇兵马合起来也能防止京城驻军可能发生的内变。
第三,禁镇更戍,兵将分离。
无论驻防京师的禁军,还是关中藩镇的军队,都必须定期调动,朝廷在防秋政策的基础上,扩大左右神策行营的辖区,定期调动兵马使,关中藩镇必须轮流出兵卫戍京师。
这一措施遭到了兵部官员的激烈反对,兵部侍郎齐晋说道:“禁镇更戍固然能控军,藩帅也不能再率兵同朝廷对抗,但坏处非常明显,一旦以防秋名施禁镇更戍,那么必然会造成兵不知将将不识兵的局面,将士不会给陌生将帅卖命,对部下毫无恩威的将领也难以号令将士,田弘正如何在镇州遇害的,五位宰相陆续出镇河东又是怎么失败的?”
“朝廷有一个郑相公,也能有一个刘相公,但没有千万个。”
齐晋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唐廷移调李愬为魏博节度使,改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但结果是,田弘正全家被杀,李愬被迫离任,魏博和成德复叛,元和削藩的成果荡然无存。
二是河东大乱的故事,郑从傥出镇河东之前,河东矛盾重重,兵变频发,朝廷相继派出窦瀚、李侃、李蔚等重臣,但都难以遏制,广明元年,节度使康传圭被杀,河东军暴乱。
“实行禁镇更戍不但会极大降低藩军的战斗力,还不利于陛下壮志,陛下胸有神剑,志在天下,将来还要出关与中原群雄争锋,如果现在实行更戍法,无异于自毁长城。”
户部侍郎杜弘徽附议道:“兵不知将,将不知兵,难与关东强藩争雄,此为其一。其二,朝廷虽然收复了两川,但用度并不宽裕,如果收回关中兵马,朝廷就要再承担一笔庞大的军饷冗费。其三,朝廷不必直辖藩镇兵马,掌控刺史和兵马使一级以上的文官武将即可,一旦战事爆发,朝廷驱狼吞虎就行,当初李吉甫相公移调四十八镇节度使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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