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剩下来的时间,是在一片扑朔迷离的加忆中度过去的,是在无法抗拒的沉重疲劳中度过去的,在她眼前,那个瘦子的军官就像一个灰色的斑点似的跳动着,巴威尔的青铜色的脸庞谢射出光茫,安德烈的眼睛里含着微笑。
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会儿坐在窗前,观望街上,一会儿蹙起眉毛,战栗着,四面张望着,又起身走过来走过去,仿佛在罔然地寻找什么。
她喝了水,但是仍然不解渴,不能浇灭她心里那种灼烤般地微燃着的凌辱和悲伤。
这一天被切成两半,——开始那半儿很有内容,可是现在呢,什么都没有了。伤佛面对着一片凄凉的空虚,在她脑海里不断出现着一个难以解答的疑问。
“现在怎么办?”
考尔松诺娃来了。她指手划脚地大说特说,时而悲泣,时而高兴,还跺着脚板,提出些劝告和诺言,一会儿又在恐吓什么人。可是,这些都不能打动母亲的心。
“哼!”她听见玛丽亚那刺耳的声音。“到底把大家弄得发了吧!厂里的工人们起来了,——全厂都起来了!”
“唔,唔!”母亲摇着头,低声说。但是,她的眼睛却呆呆地瞪着,仿佛又看到了先前她与巴威尔、安德烈游行分手那一刻的情景,她哭不出来,——心受到压抑,已经干枯了,嘴唇也是皲裂干燥的,嘴里觉得火热难捱。两手发抖,背上的皮肤也不住地在轻轻抽搐着。
傍晚时分,来了几个宪兵。
母亲毫不惊奇也不害怕地迎接了他们。
他们闹哄哄地闯了进来,脸上都是得意洋洋的神情。
黄脸军官龇着牙戏谑说:
“怎么样?您好吗?我们已经是第三次见面了,不是吗?”
好一声不吭,只是用干燥的舌头舐着嘴唇。军官煞有介事地不停地教训着,母亲觉得,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使他自己高兴。他的话,她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她自顾想自己的事。一直等他说道:“老婆子,如果你没有本事教训你的孩子尊敬上帝和沙皇,就得怨你自己……”过了一会儿她才开了口,这时她正站在门口,对他看也不看一眼地低声说:
“不错,孩子们是我们的裁判官。他们要很公正地责备我们,因为我们在这条路上离开他们!”
“什么?”军官大声喝问。“大声点!”
“我说孩子是我们的裁判官!”她叹着气不耐烦地重复了一遍。
军官恼怒了,叽哩哌啦地不知说了些什么。可是他怕话,只在母亲身上回荡,并没有让她生气。
玛丽严·考尔松诺娃也是见证人之一。她站在母亲旁边,但不敢抬眼看她。每当军官问她话的时候,她总是很慌张地深深行礼,并用同一句话回答:
“我不知道,大人!我是没文化的女人,做小生意的,笨得很,什么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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