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位于燕山脚下,联系中原、岭北、辽阳的大都来说,自从平定了南宋之后,江南的贡米就成了维系这个大帝国运作不可乎缺的润滑油。
而从江浙、福建、江西输运稻米北上,最便捷的方法就是海运。
这也是明眼可见的,几百万石的稻米要是用陆路运输的方法,且不说能不能征调出如此规模的运粮队伍,就是一路上人吃马嚼,十停当中能有四、五停送到大都已经是神佛保佑了。
至于通过大运河北输,一方面是大运河年久失修,将其维护到能继续通航还需要征发大量的人力和漫长的时间,花费的金钱也将不计其数。
更何况尽管至元十六、十七年开凿了通州运粮河,至元二十年开凿直沽新河,二十一年疏浚神山河、滦河和扬州的运河,但大运河还是没有取直,漕船依旧必然绕行汴梁,北输时间同样长久。
另一方面是就算到时候疏浚了航道,可是海漕一船至少能运八百、一千石,而运河漕船一船能达到二、三百石已经谢天谢地了,所用的人力和途中开销也大大多于海漕。
因此,东海在山东以东以北洋面上划出禁海区,严禁江南、高丽以及腹里等地除渔船以外的船只进入的作法彻底刺激了元廷的神经,也彻底打乱了元军向高丽输运军粮以便日后就近供应征东大军的图谋。
为了打破东海的海上封锁,元廷曾组织过两次超过三百船一起行动的大规模输运行动,然而庞大的船队在大海中却成了东海战船的最好猎物,击沉、烧毁、掠走的粮船和损失的水手已经成为元军不能承受的损失,而东海却在这种劫掠的过程中收获颇丰。
所谓过一、过二,不过三,两次大规模的船运失败之后,忽必烈被迫在崇明州兴建大规模的粮仓,同时广泛的江西、江淮、江浙和福建一带新造舰船,同时征调泉州、广州等地的水手,试图组建一支超过三千艘大小船只的超级舰队。
然而无论是签发新军也好,征收贡米军输也罢,还是兴造超级舰队,都引起了南方广大地域百姓的相继反抗,“江南盗贼相挺而起,凡二百余所,皆由拘刷水手,兴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生变。”
这些反抗的百姓有些事受到了天地会的挑动,有些则根本连天地会都没有听说过,但为了对抗蒙胡的,他们最终或是选择逃亡山林湖泽,或是选择揭竿而起,都显而易见的动摇了蒙胡在南方的统治基础。
不过,忽必烈毕竟是一个意志坚定的统治者,面对臣下们的各种形式的劝谏,死硬的帝国主义分子却坚持要毕其功于一役。
的确,此时此刻东西两道的蒙古诸王并不足以动摇他的统治基础,而东海这个流亡汉人组成的国家却是蒙古大帝国的心腹大患。
“根据目前职方房从大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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